而其他国家的政治代表人物如拿破仑、俾斯麦，甚或戴高乐和丘吉尔，以及土耳其的凯末尔、印度的甘地等，在中国人看来，也都属于有为者，因为他们对其本国的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甚或仅仅因为在某个历史关键时刻，是他，而不是别人，在那里。

Albert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1961,pp.189-190. [31]《韩非子·说疑》。故与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

而势的重要性或者说是优越性在于，在既定的条件下，势相较于人而言具有决定性作用： 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从客观方面讲，势是以君主身份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君主不是拥有极高智慧且处事公正的人，即韩非屡次提及的圣人、明主，则术之运用反而成为君主不能承受之重，反啮其身，玩术自焚。君主对权力的独揽，也要求保证君主对于臣下与人民的完全控制。臣下对君主的威胁或危害在什么地方呢？ 君主与臣下的利益是有区别的，[30]君主与臣下之间的利益各异。

此处笔者并非是着重讨论其具体的术的运用及其效果，也并非旨在比较法与术之间的差异，而是重在阐明，无论是以法术、谋术还是以数术等方式出现的术，一方面与法密切结合，强调了术的策略性，为达到依法以治的目的，术可以调动一切策略手段。第一、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因此，对再分配主义主导的第二代社会法的合法性、正当性与可持续性，需加以反思、改革：即使实行弱者救助等社会保护政策，也要注意相关政策和制度的逆向激励效应，因为人性中的惰性、搭便车倾向是不能消除的。

权利主体范围从早期被救助的弱者成员到所有社会成员（即具备了普惠性），从个人到群体。[12] 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隐含地阐明了社会立法是市场经济、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必要性、基础性条件和维度。对这种超级市场化运动、多边性脱嵌的大趋势，若不运用社会法等法律机制加以制衡，使资本力量重新被合理入嵌、约束，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各国千方百计吸引、挽留、偏袒资本的背景下，资本把机会主义本能发挥到极致，极力牟利且逃避法律义务、社会责任，避开或冲破了母国的社会保护政策与法律的约束，给其母国和输入地国家都带来了不良后果。

{25}我国社会政策学界与社会法学界，也作了大量较有信度和效度的研究。（4）直接增加和优化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公平、稳定、互信、和谐、忠诚、团结，一是利于经济稳定、优质发展，二是生产良好的价值、精神、秩序等非物质财富。

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使新自由主义如虎添翼，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本文所称的资本对社会的多边性脱嵌（multiple disembedding） ，故导致社会法被冲击、解构和边缘化。由此对社会法的部门法哲学问题进行初步界定，对相关教科书问题之外的若干主要问题进行探讨。经济与政治伦理的发展、人权事业的积极进步，导致自由市场化运动及其后果的正当性被质疑和部分解构，近现代的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得以出场，社会法旨在实现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过度分化结构的社会矫正等职能。[7]2011年夏，笔者应邀访问康奈尔、哈佛、斯坦福等大学，以美欧有再次新政之急需，而无新政之能力、左、右均不适的制度性维谷之说概括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可预见的长期困境，得到美方多名学者的肯定。

[8]社会政策学的研究较为深入，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开放性特点，社会法法哲学应借鉴。乌托邦源于人类的认知结构，但更多的是审美意义和批判功能，而非建设功能和实践意义。{6}（P173、 181-183）美国的产业关系代表性学者寇肯（Thomas Kochan）也探讨了后工业化时代的美国产业关系转型、劳资关系如何调整，与布若威的研究具有相通之处。第一代社会法是社会保护法，既保护弱者群体的生存，也保护国家和社会的人力资源，在性质上尚未上升、演化为弱者权利法、社会权利法、人权法。

社会法法哲学的问题较多，范围较为广泛，涉及多个学科、大量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和具体理论。1975年，德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法典》。

本文据此引申出市场化推之，社会法挽之的逻辑、规律。正是因为社会法的主要职能在于公平分配、社会保护、人权保障，并能够促进发展，故产权制度、市场经济才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和认可。

此书系该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之一。其二，社会法与伦理问题高度相关，成为市场经济必需的伦理基础，承担了市场经济、市场社会的正当性确认与维系功能，呈现出从经济职能向伦理职能延伸的逻辑和规律。该理论认为欧洲的社会法一直处于前沿地位，其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构成了二战后社会法的基础。【作者简介】 陈步雷，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所研究员。全球资产阶级形成了利益联合体或者全球性阶级。[14]甚至可以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用枪炮竭力实现的目标，在全球化时代被大资本轻而易举地完成了。

将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建立后，以罗斯福新政和联合国经社文公约为代表作，较全面保障社会权利的社会法，称为第二代社会法。【注释】 [1]部门法哲学或应用法哲学强调道德关怀或政治关怀的方式，重视对现实法律制度的批判和改革。

四、社会法的功能发展及其逻辑 社会法学理论涉及社会法的功能问题。综上，社会法问题、问题代沟、历时性差异和共时性挑战、国别性社会改革与人类共同性社会改革等概念和理论，对于界定、分析和解决社会法问题，建构和发展社会法学科，都至关重要。

[10] 第一代社会法是在对工人进行自由剥削，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劳工生存与劳动力资源均受严重威胁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的。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英美学术界对于劳动关系的研究更多地注意了社会法、管理学成果等，相关的应用社会学分支也有类似趋向。

二是社会法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化运动导致的经济、社会问题，与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过程）、社会分配、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伦理、政治哲学等密切相关，因而社会法学在知识上、思想上的自足性较低，[2]必须向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充分开放，实现多学科的融会贯通，此为该学科得以产生、立足和发展的条件。社会法从国内法走向国际法，从各国单独对劳资关系干预，实施社会保护，走向国际合作和相互约束。部分资产阶级也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危险性和非理性，出现了波兰尼所说的最纯正的自由主义者也会支持一个反自由放任的社会立法的情形。{18}如果自由和平等相互冲突，且谁都不能被认为居于优势地位，则不能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答案。

据此可对政治、法律哲学进行边际性革命和重大理论创新。这些理论范式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且对社会政策与社会法产生的背景、机理、逻辑、规律和主要功能，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全球性危机和衰退的影响，以及社会法应否与如何成为新政性改革的主要内容等问题，形成了较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8}（P45-72）米基利（J. Midgley）的社会发展理论、泰勒-古柏（Taylor - Gooby）的新福利主义与之近似。一般认为，社会法具有扶助弱者，促进公平，追求实质正义等功能。

人类社会在承认产权与市场机制、秩序的正当性、必要性的同时，也须确认、促进社会保护，二者之间形成了社会对价关系、新型社会契约，形成了市场化运动推之，社会保护运动挽之的关系与相对公平的社会均衡。社会法及其学科的开放性、基本理论未成型或不成熟，决定了对其进行部门法哲学、应用法哲学的研究，是必需的、紧迫的。

欧盟中最有活力且绩效稳定的德国模式，成功地把社会政策、社会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验，被欧盟及其多数成员所重视，1994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社会条款即是集中体现。以劳动法学为例，如果对人权、产权、资本运动、劳动力市场、生产过程、社会分配、国家干预与社会自治、机制设计等问题缺乏理论、制度、技术各层面的关注，就无法对劳动法的基本问题作出科学的界定、理解、解释和解决。不仅如此，社会政策和立法还给这些国家和地区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因，寻找到新的发展领域、增长极，还发展、革新了资本主义。对于社会法学知识与方法的非自足性，社会法学界关注不足，缺乏问题意识，因而经常在具体制度问题研究上作低水平重复。

当然国家也很快进行了矫治和补救，大量的社会政策与立法出台并产生了初步绩效。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代社会法的发展背景是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受到了诸多的妨碍。

  【摘要】社会法的产生机理、演化变革、功能发展、性质或本体、社会法问题代沟与制度需求、主要理论范式等深层次的反思性问题，应在部门法哲学意义上得到关注，应予以跨学科、批判性的研究。对此，社会法相关的部门法哲学，必须给出深刻、规范、系统的理论回应。

与初级的社会保护、基本生存权益相关的第一代（社会法）问题较为严重而普遍，相关制度需求已极为迫切。中国近几十年的改革与转型是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几个世纪的问题在中国同时呈现。